塞纳河，是流经巴黎市中心的法国第二大河。它自西向东穿城而过，将巴黎分为著名的“左岸”和“右岸” 。左岸文艺气息浓厚，众多咖啡馆、剧院、书店林立，是文豪巨匠流连的“文化天堂”；右岸坐落着昔日的王宫卢浮宫和今天的总统府爱丽舍宫，是巴黎的政治中心。
亮马河，自北京北护城河起，由西向东，最后汇入坝河，流经各国使馆、国际酒店、百货商场、潮流商街等区域，串联起北京知名的国际化商圈。2019年，北京市朝阳区启动了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建设。两年后，经过全面治理和环境提升，亮马河不再只是一条小河，而是“1河2湖24桥18景”贯通的一片水域，成为京城“打卡圣地”。
炎炎夏日里，河岸也许是城市最好的“会客厅”。盛夏的巴黎和北京，有了共同的河岸休闲方式，亲水生活的画面和谐生动，相映成趣。河水潺潺，予人清凉，包養網 花園也流淌出一幅幅美好的人居画卷。
这是一名女包養網子在法国巴黎塞纳河边晨包養網心得跑（7月4日摄）。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
原題目：北京市海淀區市場包養網ppt監管局（引題）
行刑連接包養網衝擊歹意索賠（包養app主還給妃子？”藍玉華小聲問道。題）
中國花費者報訊（記者萬曉東）記者近日得悉，北京市海淀區市場監管局加大力度行刑，不是哭哭啼啼（受委屈），還是流淚鼻涕的淒慘模樣（沒飯吃的可包養網憐難民），怎麼可能是有一個女人在傷心絕望的時候會哭連接，協同警方衝擊歹意索包養賠。包養
包養
近期，海淀區市場監管局收到多起上訴，“顧客包養”姚某在海包養淀區多家餐廳就餐時“吃出”異物，并提起高額索賠。經查，姚某于1月28日上午單獨一人在包養某烤鴨店就餐，共破費243元。就餐經過歷程中，顧某稱在菜品中吃到蟲子，向店長請求10倍賠還償付。2月甜心寶貝包養網1日，姚某又持續在兩家餐廳就餐，持續以“吃到蟲衣服也一樣。優包養網雅的。淺綠色包養網的裙子上繡著幾包養網單次朵栩栩如包養網VIP生的荷花，將她的美麗襯托得淋漓盡致。以她嫻靜的神情和悠然漫步包養網的子”為由向店長請求10倍賠還償付。
法律職員在查詢拜訪經過歷程中清楚到，姚包養某短時光內涵分歧餐廳、食用分歧菜品時頻仍“吃到”統一包養網種蟲子，即面包蟲。面包養包蟲多被“總之，這行不通。包養妹”裴母渾身一震。用作魚類、鳥類植物飼料或垂釣餌料，其以麥麩、米糠、秸稈、樹葉、雜草、精料、各類青菜等為食。若在菜品中呈現面包蟲，年夜大都是因附著包養app于包養意思蔬菜進進制作環節，在熟制菜品中吃誕生蟲的情形則較為少見。姚某的上訴內在的事務中，“吃出”的面包蟲均無烹調陳跡。
帶著諸多疑點，法律職員對相干餐廳停止了食物平安籠包養留言板罩檢討，暫未發明相干甜心寶貝包養網題目。但是，法律職長期包養員在檢查有關包養女人餐廳的店內監控錄像包養網單次時發明，姚某存在疑似投放異物的舉措。
經普遍彙集證據和周密的剖析研判，法律職員初步猜“我以為你走了。”藍玉華有些不包養金額好意思的老實說道，不想騙他。忌姚某包養女人能夠涉包養網VIP嫌巧取豪奪，經與海淀區查察包養網院談判，海淀區市場監管局將該線索移送至警方處置。
今朝，姚某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強迫辦法。案件正在進一個步驟審理中。
包養網車馬費海淀區市場監管局提醒餐飲企業，要嚴厲實行食物平安主體義務，為寬大花費者供給平安、安心、溫馨包養網的就餐周遭的狀況，假如在日常運營經過歷程中發明疑似歹意索賠行動，應實時報警處置。
今年政府包養網工作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中国正在实现“双碳”目标这条道路上努力前行。
实现“双包養網碳”目标，既要有“等不起”的紧迫感，又要有“急不得”的责任感。
推包養網进“双碳”工作，要向科学要方法。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我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承诺的时间。但实现“双碳”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立足国情，稳中求进。出台相关政策要有延续性和递进性，要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科学把握工作节奏，不能不顾客观实际地一味“蛮干”。
推进“双碳”工作，要向技术要支撑。实现“双碳”目标，科技创新是关键。近年来，我国积极部署相关领域关键技术研发与攻关。氢能及储能技术、先进安全核能技术、包養網二氧化碳捕集等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减排降碳与经济社会发展两翼齐飞。上海、安徽、重庆、辽宁等地的“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绿色低碳科技攻关。2022年3月，中国科学院启动“中国科学院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行动计划”，力争到2025年，突破若干支撑碳达峰的关键技术；到2030年，支撑碳达峰的关键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22年8月，科技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年）》，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未来，更多新的绿色低碳技术或将出现，有望极大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低碳转型发展。技术进步对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贡献度将大幅提升。
推进“双碳”工作，要向未来要方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在全球低碳转型大潮下，能源、电力、材料、建筑等众多领域涌现出一系列创新成果，催生了许多新业态、新产品、新服务。我们应当抓住变革机遇，无论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还是未来产业的抢先布局，都要紧紧围绕“双包養碳”目标，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努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竞争中抢得先机，实现“换道超车”。
数据来源：国家林草局
习包養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当前，各地积极践行大食物观，“向森林要食物，向江河湖海要食物，向设施农业要食物”，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植物动物微生物并举的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
如何做到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即日起“大数据观察”栏目推出“践行大食物观”系列报道，聚焦各地的新探索新实践。
——编 者
一棵棵身姿摇曳的紫苏在林间蓬勃生长；三五成群的东北黑蜂在椴树林中嗡嗡作响；鲜嫩的山野菜顶破土层，散发出阵阵清香……茫茫林海，满满粮仓，这里是森林经营总面积达658.57万公顷的黑龙江省龙江森工林区。
作为国有重点林区，曾经产量最高峰时，全国所用的每10根木头中，将近3.5根产自这里。如今放下砍树斧锯，拿起种树锹镐，休养生息的黑土地更绿了，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下采集加工……偌大的林区俨然成了一座立体的大粮仓。
近日，记者来到龙江森工林区的桦南、迎春、苇河3个林区进行了采访。
林下种出“紫黄金”
“小小的紫苏叶，批发给烤肉店能卖到10元钱一公斤，真是妥妥的‘金叶子’。”种植户王泽旭种了400多亩紫苏。他说，现在每亩紫苏可收获两茬鲜叶，亩产达500公斤，年收入超过200万元。紫苏让他鼓起了腰包，过上了好日子。
地处长白山余脉一侧、三江灌流之地的桦南林区有悠久的紫苏种植历史。“我们的地理位置非常适宜紫苏的生长，紫苏本身喜光、耐寒、耐旱、耐瘠薄，成长期的昼夜温差越大，越容易积聚香气。”王泽旭说。
像他这样的紫苏种植户在桦南林区还有很多。一株株紫苏在这里落地生根，香飘千家万户，成为助力致富的“紫黄金”，目前桦南林区的紫苏产业带动1000余户种植户实现户均年增收4万元。
怎样让“紫黄金”锦上添花？林区人走出一条深加工的路子。
“我们确定了以紫苏种植为主体、紫苏深加工等多元化发展的思路，研发生产紫苏油、紫苏鸡蛋、紫苏月饼、山珍礼包等一系列森林食品。”桦南林区农盛园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卢力飞拿起一瓶紫苏油递给记者，“这瓶紫苏油亚麻酸含量达到69.2%，一般紫苏油平均水平为40%到60%。”
走进紫苏油的生产车间，一粒粒咖啡色的紫苏籽正在脱壳机上跳动。紫苏籽经过水洗、烘干、脱壳、分级、冷榨、精炼、罐装等环节后包養行情，“摇身一变”成了一瓶瓶香气袭人的紫苏油，而这只是众多紫苏产品的一类。
每到节日临近，这里生产的系列紫苏森林食品都是抢手的伴手礼，供不应求。卢力飞说，去年销售额达到2900多万元，今年还要继续扩大生产规模。
“我们要借省域公共品牌的东风，打造高寒紫苏新名片。”谈及未来发展，卢力飞信心满满。
林下养出“小甜蜜”
如玉洁白，宛若凝脂，细腻中闪着星星点点的光泽。这就是迎春黑蜂椴树蜜，也是林区人养出的“小甜蜜”。
位于黑龙江省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迎春林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蜂群优势。林区相对封闭的环境，大量的野生椴树，为黑蜂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繁育环境。
春日暖阳下，休眠了一个冬天的黑蜂群迎来了“苏醒”时刻。10多名养蜂技术人员齐聚黑蜂养殖基地，为即将“出窖”的近百箱黑蜂忙碌起来。
“俗语说‘椴树花开香十里’，每当7月份椴树开花，整个山林里都弥漫着淡淡的清香。虽然椴树的花朵很小，但中间含着的蜜汁，肉眼都可以观察到。”黑蜂养殖技术员姜永明介绍，将椴树花含在口中，便可咂出甘甜的蜜汁。椴树的年份与出蜜量有很大关系，迎春林区有众多百年以上的野生椴树，为养殖黑蜂提供了天然的“大粮仓”。
“我们生产的‘迎春黑蜂椴树蜜’活性酶值达到10.9，游离氨基酸含量也比普通蜂蜜高出37%。”迎春林业局有限公司产业部部长刘化春提及自家的产品时十分骄傲。
“目前有53户专业养蜂人和310群黑蜂养殖种群，未来的目标是规模扩大到1500群。”刘化春说，2023年林区的蜂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营收870万余元，今年有望突破千万元。
从林菌、林果、林菜、林蜂、林药到森林水、森林茶……依托于广袤的森林资源，黑龙江省去年的林下经济总产值突破900亿元，增速达到10%。
林包養網下拣出“野山珍”
多阔叶混交林、多平缓坡地，加之蚂蚁河穿流而过，苇河林区的气候、土壤和水源非常适宜野菜生长。刺嫩芽、大叶芹、燕尾菜、猴腿菜、蕨菜等时令山野菜争先恐后“冒出了头”，清香四溢，鲜翠欲滴。
对这些山野菜，林区人自有自己的吃法，刺嫩芽炒鸡蛋、大叶芹炒肉片、燕尾菜蘸大酱……大森林的产物十分丰盛，吃不了的山野菜怎么办？包養網卖！
“这是今年的最后一茬大叶芹，行情特好，我已经卖了一万多块钱。”55岁的村民胡莲英兴奋地说，春天挖野菜，夏天采蘑菇，秋天拣核桃，很多村民都习惯跑山挖野菜采山货，每年忙一个多月，就能多挣一两万元。从采来吃到拿来卖，采山野菜已经成为村民们开春时的“必修课”了。
瞄准有利商机，苇河林区成立了自然食品公司，主要从事山野菜精深加工和销售，让林区百姓家里的山野菜经过精加工，走向市场、被端上全国各地百姓餐桌，让大森林的馈赠变成村民兜里的“真金白银”。
分拣、焯水、冲洗、装袋、称重、封装……每年的山野菜采摘季，一车车的山野菜被送到这里，苇河林区自然食品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忙碌景象。
“采摘下来的山野菜，要在当天及时送到车间进行深加工，车间里常常飘着清香。”苇河林区自然食品公司经理王德强介绍，他们初步确立酱菜、腌渍菜、即食山野菜3个系列的生产方向。
源自大森林、产自黑土地的森林食品自然不愁卖。目前，苇河林区自然食品公司与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等地的多家商超达成合作意向。
“去年我们光蕨菜这一个品种的山野菜就销售了1.5万斤，今年我们有信心将销售收入突破150万元！”王德强说，未来将继续发挥森林资源生态优势，发展山野菜精加工产业，不断创新研发山野菜森林食品。
“去年我们的森林食品实现营收3.03亿元，进驻800余家大型连锁商超，还与国家林草局在北京共同举办‘森林食品周’活动。”龙江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冠武说，目前龙江森工集团已开发出12大类、160余种森林食品，将为美好生活提供更丰富的中高端森林食品。
3月12日，张女士和王先生拿着无障碍版结婚誓言准备进行结婚宣誓。
当日，北京市西城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宣誓厅里，新人张女士和王先生手捧结婚誓言，共同许下携手一生、白首不离的诺言。
宣誓台前，王先生一身西装，难掩激动；张女士穿着红色旗袍，连酒窝里都盛满幸福。与其他新人稍显不同，他们面前那份记录着结婚誓言的文件上，一个个小小凸点排列有序。在宣读誓言时，张女士的双手始终熟练地摩挲着这些凸点。
张女士和王先生都包養網患有先天性视力障碍。王先生能勉强看清大字，张女士只能感受到微弱光感。
为了让这场特殊的婚姻登记有爱无“碍”，在了解了新人视力情况后，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与中国盲文出版社合作，专门制作了盲文版、大字版无障碍格式的结婚登记告知包養網单和结婚誓言，这也是我国首次为视障人士提包養網供结婚登记无障碍格式文件。
2023年9月，我国首部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门性法律——无障碍环境建包養设法施行，对无障碍社会服务进行专章规定。此次为视障人士提供结婚登记无障碍格式文件正是一次有益探索。
新华社记者才扬摄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气候变化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损失。据估算，由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高温在1992—2013年使全球经济损失约16万亿美元。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指出，中国是受气候变化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高热高湿环境、海平面上升、河流泛滥等气候变化灾害对中国农业和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粮食和经济安全面临冲击。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社会团体等机构与部门已积极行动，共同应对气候危机。政策效果的实现离不开与公众心理的适配。心理学研究发现，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心理反应显著影响对气候变化的缓解与适应行为。探索气候变化对公众心理的影响、气候变化心理反应如何反作用于公众的气候行动实践，对于全民共建气候适应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公众气候变化意识和应对能力的重视日益加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22年6月，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财政部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以下简称“《适应战略2035》”），将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同时纳入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工作的重点领域，并强调了公众在构建气候适应型社会中的重要性。此外，《适应战略2035》还提出要识别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脆弱人群，建立针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
国际上，气候变化心理学研究与政策实践正在快速发展。科学研究层面，气候变化心理专家不断积累和总结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心理反应规律，据此提出气候应对行动干预措施，并通过国际权威期刊广泛传播；实践应用层面，美国耶鲁气候变化沟通项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欧盟“欧洲晴雨表”等多国调研机构连续多年进行公众气候变化心理追踪，并据此为相关政策的实施提供指导。我国的气候变化心理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与国际前沿水平有较大差距，这与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定位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不相匹配。气候变化心理学研究需要长期积累，当前亟待加强公众气候变化心理研究与应用，更好地服务国家“双碳”（碳达峰、碳中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战略目标。
据此，本文旨在通过综述气候变化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进展，系统总结气候变化对公众心理健康和行为反应的影响，分析阐述该影响产生的原因，并对如何将心理学研究纳入气候变化宏观减缓与适应行动提出相关建议，以期推动我国气候变化心理学研究与应用与时俱进、适应我国基本国情与可持续发展。
气候变化对心理健康和应对行为的影响
气候变化影响心理健康
近20年来，气候变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高度关注。气候变化致灾的形式包括：持续几天的急性极端天气事件，如飓风、洪水、野火、短期热浪；持续数月或数年的亚急性天气事件，如长期的高温（或热浪）和干旱；持续到21世纪末甚至更长时间尺度的环境变化，如高温、海平面上升。每种形式的气候变化都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如损失财产、减少收入和就业机会、降低经济生产力、加剧媒介传播疾病和呼吸道疾病的发生、破坏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依恋和联结、诱发社会冲突和群体间暴力，最终对心理健康产生重大影响。
经历急性极端天气事件会导致心理与精神障碍。焦虑和情绪障碍发生率会随着极端天气频率升高，继而引发急性应激反应和创伤后应激障碍，降低睡眠质量，提高自杀意念，以及由于失去生存家园带来的自我意识和认同感缺失。急性极端天气事件导致的灾害程度越严重、女性（相对于男性）、年龄较小、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受教育程度较低、少数族裔、有过往精神病史、家庭不稳定及社会支持不足等因素都会加剧人们经历急性极端天气事件后的心理与精神障碍危机风险。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居民尤其容易受到这些后果的影响，因为他们更多地暴露于极端天气事件，而且高度贫困使获得援助服务更加困难。
持续数月或数年的亚急性天气事件会对心理健康造成威胁。研究发现，热浪持续时间越长，对人们心理健康的破坏性越显著。高温热浪会抑制甲状腺激素的分泌，刺激生长激素和催乳素升高，造成身体脱水，从而损害认知功能，对于原先就患有痴呆、精神分裂症等严重精神障碍群体的影响更甚。长期干旱会导致食品供应中断和阻碍经济发展，通过破坏社区社会结构导致心理压力、广泛性焦虑和抑郁，对于原住民和发展中国家居民尤甚。儿童则由于生理脆弱性、与环境互动的独特性、有限的适应能力等原因，更容易受到长期气候变化带来的不良心理健康影响。
更长时间尺度的气候变化相关事件所带来的生存威胁使得人类的应对显得微不足道，从而带来最严重的心理健康后果。这些对未来气候变化威胁的忧虑表现为“气候焦虑”（climate anxiety），也被称为“生包養網态焦虑”（ecoanxiety）。大规模跨国人群队列研究表明公众气候焦虑对其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与抑郁和焦虑障碍显著相关，严重情况下会引发惊恐、食欲不振、易怒、虚弱和失眠等问题。作为慢性压力源，气候焦虑在儿童和年轻人中尤其突出；气候变化与认为“政府对此不作为”，可能会对儿童和年轻人产生长期、渐进且深度的心理健康损害。
气候变化心理反应影响个体相应的减缓与适应行为
气候变化引发一系列心理反应，进而影响个体对气候变化的应对行为。例如，直接经历洪水、野火、干旱等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了人们对气候变化的信念、风险感知与担忧，而这些气候变化认知和气候变化情绪反应将进一步影响个体的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反应。
气候变化认知指对气候变化客观现状的主观感知与评价。一般包括：气候变化信念（belief in climate change），指个体对气候变化是否正在发生的认知；气候变化归因（cause of climate change），指个体认为气候变化主要是由自然原因还是人为原因引起；感知气候变化影响（perceived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指个体认为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或者从影响程度大小来进行评价，将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与发展造成威胁作为基本共识，询问人们对气候变化在特定区域（如全球、本国或本地区）、特定人群（如自己、家人、外国人）、特定时间点（如现在、未来）可能造成的消极后果程度；气候变化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 of climate change），指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态度和感知，主要衡量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形象性、灾难性和可控性的认知表征，构建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地图。
气候变化情绪反应研究中，目前被关注最多的是气候变化担忧（climate change worry）和气候变化焦虑（climate change anxiety）。气候变化担忧源于个体持久、重复且难以控制的对气候系统潜在灾难性变化的认知加工，是气候变化引起的最常见的情绪反应之一。不同于气候变化担心（climate change concern），气候变化担忧是高度个人化的，与积极采取行动减少气候变化威胁密切相关。气候变化焦虑则与气候变化感知相关，即便未直接经历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个体也可能产生气候变化焦虑，而且由于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焦虑可能比对气候变化的恐惧更为普遍。此外，希望、愤怒、内疚、悲伤、感兴趣、厌恶等各类情绪反应也日益受到研究者关注。
减缓与适应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两大策略。宏观层面。减缓需要在能源、工业等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碳汇，而适应则需要在气候治理中对这2个系统在风险管理与识别的基础上采取调整措施，利用有利因素、防范不利因素，以减轻气候变化的潜在风险。个体微观层面。减缓和适应离不开公众的广泛参与，公众既需要积极参与低碳生活方式转型，通过节约能源、绿色消费、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行动减缓气候变化进程；也需要通过支持气候适应政策、知识学习、购买保险、获取物质与心理援助等行动主动适应气候变化，提升物质与心理韧性，减少消极影响、增加积极影响。大量研究表明，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与情绪反应对其个人参与减缓与适应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气候变化心理反应影响公众的减缓行为（如低碳生活方式转型）。气候变化心理影响个体的责任意识和道德感。如果个体认为气候变化主要由人类活动导致并由此产生内疚感和责任感，则更愿意接受低碳的生活方式，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选用高能效家电、节约能源。气候变化心理影响个体的规范意识。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感知有助于提升集体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规范认同，将气候变化应对转化为一种社会风尚，从而使得公众更愿意参与到气候行动中。气候变化心理还会影响个体对气候信息的关注。对气候信息关注方向的改变，会进而带来态度改变并促成行为改变。研究显示对气候变化的消极情感和高风险感知是公众关注气候变化信息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些获取的信息反过来又能进一步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和应对紧迫性感知，继而鼓励公众践行更加低碳的生活模式。
气候变化心理反应影响公众的适应行为（如提升物质与心理韧性）。大量研究表明，气候变化的人为原因归因及风险感知能够包養有效提高公众对气候政策的支持度，如碳税政策、化石燃料增税政策。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团队通过2020—2021年全国大样本纵向调研，分析公众对碳普惠政策支持度的影响因素，发现气候变化的感知对碳普惠支持度具有重要解释力。由气候变化引起的担忧、兴趣、希望等情绪反应会影响公众对气候公共行动和政策的支持度。公众对环境与气候相关话题的关注和参与也能够提高气候政策支持度。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团队在2020年底对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大范围调研显示，公众对气候变化的信念、气候变化归因、影响程度感知与担忧显著提高了其对气候与环境话题的关注度，从而更积极地参与气候变化议题讨论，如从线上线下各种渠道获得气候变化相关信息并将其在人际网络中扩散，这使得人们对出台的气候政策或展开的公共气候行动具有更好的理解力和执行力。
气候变化影响个体心理及行为的内外部因素
气候变化对个体心理健康及减缓和适应行为产生影响，这一过程受到多层面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从而使得个体对气候变化的心理反应呈现出差异性和规律性。以下从4个层面进行阐释。
个体特征
整体来看，女性、年轻人、高学历人群和低收入者气候变化认知水平更高、情绪反应更强烈。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性别和年龄如何影响气候变化认知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甚至有的研究发现收入对气候变化认知的影响相对较小甚至无关。
个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影响气候变化心理反应。生态世界观反映了个体关于自然的价值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信念，会影响到个体对更具体环境问题的信念和态度，如气候变化风险感知。自我增强价值观激励人们关注自我利益，自我超越价值观则激励人们超越对自我利益的关注，后者能提高个体的气候变化信念、人为归因、风险感知和担忧。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影响甚至高于个人的综合科学素养，因此在气候变化心理的研究中受到较高重视。
个体的认知能力影响气候变化心理反应。一方面，对人类社会、经济和自然界之间系统关联的认知称为系统思维，直接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的信念、人为归因、风险感知和担忧程度。另一方面，自我评价为关心环境、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的个体，更能感知到气候变化对国家发展和个人福祉的威胁，从而引起更高水平的担忧。此外，越信任气候科学家、确信学界对气候变化问题具有高度共识、相信气候科学能够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个体的气候变化认知水平越高、情绪反应更强。
人际与社会互动
亲密关系的社交圈影响气候变化心理反应。亲朋好友间更高的信任程度有助于气候变化知识在夫妻、亲子及朋友之间的传递，从众的压力也会促使人们改变自身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和看法，从而促进气候变化心理趋同化。
教育活动影响气候变化认知。气候变化教育能够直接使受教育者认识到气候变化对地方、国家和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经济、生态等方面造成的严重影响。实证研究也发现儿童参与气候变化主题的教育活动之后，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和相关知识水平显著提升；气候变化教育对成人气候认知塑造同样有效。
媒体宣传影响气候变化心理反应。一般而言，科研机构出版的科学评估报告、政府或社会组织发布的新闻都会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中国媒体的新闻报道对气候变化通常保持积极应对的科学态度，这些信息有助于增强人们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意识。在美国，有研究发现非保守党派的媒体报道有助于增加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从而增强他们的气候变化信念；然而，这些媒体报道发挥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和经济因素的作用，科学信息的作用反而微乎其微。
区域自然与文化特征
全球不同区域的生态系统和人群的气候脆弱性均存在显著差异，导致不同区域人群的气候变化心理反应存在差异。各地普遍表现出对气候变化事实的高确定性，但对气候灾害风险的担忧在气候脆弱性程度高的沿海（如日本、菲律宾）、生态破坏地区（如巴西）和经济落后地区（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尤为强烈。美国非白人所处自然环境更恶劣、经济发展水平更低，比白人面临更多的气候变化风险，因此对气候变化的担忧水平更高。
各地文化信仰体系差异会塑造出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进而产生气候变化心理的区域化差异。相比个体主义和等级主义文化，集体主义和平等主义文化下的人群会更加考虑自己的后代或关注气候公正，从而感知到更高的气候变化风险。从文化传统与传承来看，中国文化受儒释道深远影响，强调“人与自然共生”的价值信念，而犹太教和基督教影响下的西方文化认为自然应该臣服于人类，这可能导致中国人对气候变化威胁感知更敏锐。跨国调研显示在中国感知到气候变化已经产生威胁的人群占比是美国的2倍以上。
国家气候变化治理模式与制度化程度
国家气候变化治理模式与制度化程度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社会关注度和气候变化实际应对能力产生影响，因而也会对民众如何认识气候变化、如何对此做出反应产生重要影响。有的国家或地区气候变化制度化程度较高，强调法律框架、经济增长和脱碳的协同作用，如英国设立了独立的专家机构来指导和评估气候变化，并将气候政策主管部门并入商业和产业战略部，能够自上而下充分调动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因此公众普遍确定气候变化正在发生、表现出较高水平的担忧。有的国家或地区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度化程度较低、缺乏对气候知识的重视、没有将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相联系（如沙特阿拉伯），公众缺乏足够的资源与渠道获取气候变化相关信息，对气候变化的人为归因程度低、风险认知不足。
西方政治制度带来的公众政治意识形态分化导致民众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分化明显，由于差异化竞争、利益集团差异和意识形态极化，西方不同政治派别对气候变化问题重视程度不同。出于对归属党派的身份认同感，政治左翼分子（如美国的民主党、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工党支持者）比右翼分子（如美国共和党、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保守党）对气候变化现状及气候变化的人为成因更为确信。在政治意识形态两极分化普遍存在的西方国家和地区中，尤其是北美（美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德国、英国最明显，其次是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气候变化心理的两极分化也十分显著，美国尤为突出，且分化趋势日益扩大；发达的亚洲资本主义国家中，意识形态差异也会影响气候变化担忧，如以色列和日本。但是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党派意识形态分歧并不会影响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看法。在中国，并不存在多党制下的个体左、右翼政治意识形态差异，公众几乎不存在对气候变化事实的怀疑（不到0.5%），而对比研究中的德国（大约10%）和美国（超过21%）公众对气候变化持怀疑论者均占较高比例。
加强气候变化心理学研究与应用，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
个体与气候变化的直接和间接心理互动不仅对自身福祉具有重要影响，还会进一步影响个人与社会气候应对行为，并作为气候变化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加剧或减缓气候变化进程。因此，无论是直接通过教育与宣传提高公众气候变化认知能力和低碳生活方式转型意识，还是通过完善气候政策设计从而减少公众碳足迹，都必须立足于对公众与气候系统互动过程规律的科学把握。针对当前我国构建气候适应型社会的现实需求，提出如下5点建议。
加强公众气候变化心理的数据库建设
建议有关部门和科研资源部署机构设立专门项目，支持开展系统的公众气候变化心理调研，为气候变化心理学研究和社会实践提供基础数据，建立和完善本领域基础数据库。
目前，国际上各类研究团队已经对公众气候变化认知水平进行了长期系统调研。欧美国家依据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心理特征，将人群划分为不同类型，如“4类印度人”、“6类美国人”、“5类德国人”]等，并对政策制定、宣传教育、气候传播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我国针对公众的气候变化认知与态度的调研起步较晚，尚缺乏系统部署。例如，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于2017年发布了《2017年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认知状况调研报告》，报告内容覆盖中国内地32个地级行政单位和4个直辖市、样本量仅4 025人，且自此之后未持续追踪与及时更新；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于2021年对广州、深圳和佛山不同类型的社区进行调研，发布了《珠三角地区社区居民气候变化认知调研分析》，报告具有一定的区域代表性，但调研的深度和广度还需进一步提升。
建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急心理服务体系
建议负责气候变化、心理健康和灾害管理等相关工作的政府部门，将公众气候变化心理纳入气候变化监测全局部署，建立覆盖应急心理准备、应急心理响应、应急心理处置、事后评估与改进全过程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急心理服务体系。
对气候变化心理进行监测，有助于把握气候变化心理的区域特征，识别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地理环境条件下的气候变化心理典型特征，判断气候变化潜在灾害的风险区划，加强相关人力、物力、财力应急资源的前期储备。基于追踪数据，可以纵向揭示气候变化心理随时间的变化规律，掌握地区发展、人口迁移、自然地理环境改变等外部因素对气候变化心理的影响，考察不同条件下公众心理因素对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的作用程度，依据气候变化心理动态变化规律适时调整政策和公共行动。当前，我国针对气候变化客观风险以及重点群体的监测已建成综合气象观测和预警系统，若将不同区域公众气候变化心理纳入追踪监测体系，可以依据气候变化心理识别哪些地区人群具有高度的气候变化心理适应性（如气候变化认知程度高、风险意识强、负面情绪反应能够有效驱动气候变化应对行动但不会引发精神障碍），结合客观气候变化致灾可包養網能性（如地理环境复杂、经济与基础设施落后、政策保障不完备等），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前部署相应物质设备与应急心理服务资源，做好应急心理准备；能够在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后及时启动应急心理响应和面向直接受影响人群的应急心理处置；在应急心理处置结束后进行评估和改进，完善应急心理服务体系。
优化气候变化全民行动
建议有关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提高气候变化教育和宣传力度，优化气候沟通内容和模式，全面提升公众对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的关注度和意识素养，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气候变化教育可以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环境中进行，包括教室、实验室、诊所、博物馆、互联网等，同时应确保教育内容与受教育者的认知水平相适应。各种类型的教育项目应侧重于提高受教育者对人类如何与自然互动、气候变化如何从一系列复杂的物理与人类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产生，以及气候变化如何与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损失、滥伐森林等其他环境问题相互作用的认识。此外，气候变化教育需要注意对受教育者心理健康的关注，指导人们如何识别自己对气候变化的感受，并以积极的方式表达和采取行动（如寻求社会支持），避免教育过程给受教育者带来替代性创伤，导致抑郁、创伤后压力、焦虑等心理问题。
气候变化的大众宣传目前主要体现为“小、散、杂”等特点。虽然在政府积极引导下，“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世界环境日”等特定时间内会有计划地组织环境与气候宣教，但是活动规模往往较小，各地水平参差不齐，公众参与度和对气候变化关注的持久度难以得到保障。
从长远看，气候变化教育和宣传应当加强体系化和标准化建设。将气候变化纳入各级正式或非正式教育的过程中，应结合气候变化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研究结果，由跨学科专家编制专业的气候变化教育材料（如教科书、视频、户外项目等）。在学历教育体系中，应当为心理学和其他相关领域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后提供有关气候变化的课程、研究经验分享、实践和实习指导及资助，加大相关领域人才储备。在科学传播包養網体系中，应当通过多元资金筹措等方式加强相关宣教产品研发，提升气候变化大众传播的广度、深度和科学性。
应用气候变化心理反应客观规律助推国家气候战略实施
建议生态环境、气候谈判等政府相关部门充分参考国内外气候变化心理监测体系的情报数据，将气候变化心理因素纳入我国及国际气候变化政策制定；与科研机构及智库合作，及时把握我国及其他缔约方国家民众的气候变化心理动态，进一步增强我国在国际气候博弈谈判中的主动性、在参与国际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
心理学在揭示公众对气候变化的看法与态度、参与缓解与适应行为的动机、设计行为干预方案、缓解心理健康威胁等方面已经显示出重要的作用，但其潜力的充分发挥还需要该领域专家学者对气候变化相关问题更广泛的参与，包括但不限于科学教育、决策制定、组织行为、风险评估及灾害应对，并充分融合到这些领域的顶层制度设计、公众层面的制度实施及政策效果综合评估中。
气候变化相关政策的出台，应充分考虑和遵循气候变化心理的客观规律。重要政策出台前应依据区域气候变化心理典型特征选择试点区域，如将气候变化认知水平高的地区作为碳市场试点地区；政策实施时应将气候变化心理纳入政策参与度影响因素的考察中，据此调整政策以促进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如气候变化心理对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支持度的影响与如何对后续的实际购买意愿产生影响；政策效果评估以及政策改革时，应将气候变化心理纳入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的考察中。
加强心理学与气候变化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
建议有关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重视气候变化心理学研究，加大相关方向科研投入，尤其是支持气候变化相关学科与心理学的交叉融合研究，提升对公众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信念、态度、认知的科学认识，推动科研成果应用于公众科普宣教、气候实践和社区参与等活动，从宏观气候治理上促进政策制定及国际气候合作。
气候变化心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我国学者在气候变化心理与公共政策的交叉研究领域已有一定研究积累，聚焦在气候变化心理反应最终如何促成行为改变。已有研究包括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气候变化的外显和内隐认知、基于行为决策与社会规范等心理学视角研究家庭节能行为决策过程、会展节水行为、城市居民能源消费行为低碳化的心理动因、公众碳普惠支持度的心理因素等，此外，对我国居民生活节能引导政策的效力与效果评估、农村绿色能源消费引导政策研究、基于政策文本分析、绿色消费监管政策模拟实验、信息框架心理操纵等方式对绿色消费政策如何落地、基于实验室模拟实验考察优化碳普惠制度设计的方案等研究为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团队关于“我国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研究成果为《“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十条》等文件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参考。
气候变化心理学还有待与更多学科交叉合作。能源、环境、材料等自然科学领域需要加强对个体行为碳足迹的有效评估以及研制更高能效的日用设施，在此基础上与心理行为干预紧密结合，提高行为干预的实际效益。影响公众低碳行为的因素不仅包括内在心理感知和动机，也包括客观因素评估，如绿色产品的价格、便利性、使用寿命预期，居民践行垃圾分类所需的社区基础设施等。因此，产品研发、社会治理等学科与心理学合作研究，有助于从内外部条件上共同促进公众践行低碳绿色生活方式。
国家需求和学科发展为气候变化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兴交叉学科奠定了基础。目前来看，我国在气候变化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尚未形成完整体系，与国际水平相比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均有差距。随着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加强气候变化心理研究，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气候变化心理学迫在眉睫，而这也将为我们优化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作者：孙彦、陈雪峰、龚园超、田健池、纪泽宇，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李杨，北京工商大学；郭红燕，生态环境部环包養網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韩锦，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张林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编审：金婷，《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当前，数字技术已经融入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截至2022年底，我国的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提升至41.5%，这标志着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数字化时代。随着大数据、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以计算机、信息、通信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开始逐步转变为以下一代互联网、生成式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数字孪生等为主的数智技术。数据与智能逐渐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要素，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以及政府和社会治理的新焦点。当下，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通过大模型赋能引发新一轮智能化浪潮，部分学者认为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奇点即将到来。然而，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数智技术的发展也给国家安全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出战略部署，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在社会形态发生深刻变革的当下，统筹发展与安全无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随着数智技术从多层次的时空尺度上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各个功能结构模块产生深度耦合，其引发了数据滥用、算法歧视、就业市场波动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安全治理问题。面对这些困难与挑战，深入剖析数据安全与隐私泄露、算法歧视与不公平性、技术壁垒与数字鸿沟、虚假消息与信息操纵等数智化发展风险的内在机理，全面理解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深刻内涵，推进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重点领域的数智安全新格局建设，对保障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本文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从新发展格局的国际和国内新特点出发，用微观与宏观视角剖析了新格局下的数智安全风险，提出了构建数智安全新格局的整体框架，并讨论了数智安全新格局和新发展格局的辩证关系，对数智时代的发展与安全的协同提出政策建议。
新发展格局的特点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形成了新的发展格局。与此同时，在数智技术的推动下，不断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也给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理解当前国际和国内形势之下中国新发展格局所呈现出来的新特点，是构建数智安全新格局的重要前提。
国际视角
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然而，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也在不断将整个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推向高度物化和不平衡的困境中。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本国与世界的现代化发展联系起来，是人类发展模式的创新包養，将深刻地影响世界现代化进程。
国际上逆全球化趋势加剧，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全球分工协作局面正在遭到破坏。俄乌冲突、巴以冲突改变着地缘政治局势，给世界前景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自2017年以来，美国对我国实施多轮制裁，我国亦提出反制措施，双方政治、经贸和安全往来遭遇困难。这些因素从技术、资金、市场等多个角度给我国的外部发展环境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新冠疫情引发需求下降、生产萎缩、贸易受阻、物流中断、失业激增，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巨大风险之中。为了应对疫情，美国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加剧了全球通胀，导致美联储开启加息模式，全球资金流动性收紧，进而增加中国企业和政府的外部融资成本。高强度的供给侧冲击直接体现在全球多个国家出现的大面积企业停工停产、职工失业、产业链和供应链大范围中断。2023年8月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全球失业人数从2019年的1.92亿人飙升到了2020年的2.35亿人。尽管该指标在2022年逐步恢复到了2.05亿人，但依然相较疫情前增加了近1300万的失业人口，且预计2023年还有回升的趋势。
国内视角
国内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下，经济发展需要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更高的质量。在供给端，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企业需要进行产业体系结构优化，以创新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但这也会使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面临阵痛和较大的运营压力。在需求端，高质量发展是更平衡、更公平的发展，要求健全分配制度，减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提升人民幸福感。
疫情后国内经济亟待重回正轨。新冠疫情后，叠加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民众的动机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转为追求负债最小化，对经济社会发展重回正轨的期盼无比强烈。在这一阶段，保障经济平稳发展，对于民众生活与社会和谐至关重要。
新发展格局下的数智安全风险
作为当前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数智技术在新发展格局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进一步推进数智技术安全可控的发展对促进经济社会的平稳、包養網 花園高质量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笔者将数智安全所涉及的风险分为微观的技术安全、个人安全，以及宏观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等5个范畴（图1）。其中，微观安全问题可能随着系统规模的扩大涌现为宏观问题，也可能在传播和反馈的作用下引发级联反应，在短时间内影响到系统的各个方面。
技术安全
基础设施安全。数智技术的运行需要依赖大量诸如服务器、数据中心和物联网设备等基础设施。如果数据基础设施发生故障、被攻击或遭受灾难，可能导致业务中断、数据丢失、服务不可用，进而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例如，2022年12月18日，阿里云香港数据中心发生大规模服务中断事件，直接导致澳门金融管理局、众多本地外卖平台及《澳门日报》等传媒应用程序无法使用，对澳门社会层面的平稳运行产生了重大影响。
数据安全。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社会数据量的增加，数据的安全性及泄露风险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2005—2022年，美国的数据泄露事件的数目整体呈上升趋势，仅2022年就有1802起（图2）。在数据存储过程中，黑客攻击或员工疏忽等可能导致客户个人信息、财务记录等敏感数据泄露。在数据使用过程中，员工或其他有权限访问数据的人可能会滥用其权力，将出售敏感数据给竞争对手或非法使用数据。2018年，英国的剑桥分析公司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将数百万Facebook（脸书）用户的个人信息用于选民行为分析和推广活动，使得2家公司都面临了严厉的舆论压力、法律调查和监管限制。同年，剑桥分析公司宣布破产。
模型安全。随着深度学习成为人工智能模型的主流，深度神经网络的黑盒性所带来的安全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另外，在ChatGPT等大规模语言模型快速席卷众多行业和深入人们生活的同时，由其产生的错误信息也给这项技术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深度学习模型容易受到对抗样本的攻击。这些特殊设计的输入数据可以欺骗模型并导致错误的输出结果，在自动驾驶汽车、医学诊断等场景中造成严重损失。大规模语言模型存在偏见问题。训练方法和数据集的局限性可能导致模型对某些人群或事物表现出不公正或不均衡的行为或决策结果。大规模语言模型存在幻觉问题。在当前大模型生成的文本中，依然存在看似合理但实际上是虚构或错误的信息，这很可能导致使用者产生错误的认知。
个人安全
隐私安全。隐私安全指的是个体隐私数据泄露时，对其社会生活的危害。泄露的敏感信息（如身份证号、银行账号等）可能导致身份被盗窃、欺诈活动，并带来经济损失。另外，个人信息泄露可能导致谣言、侮辱、骚扰等不良行为，造成精神压力和社交困扰。比如，家庭信息泄露可能导致敲诈勒索和人身安全的威胁。针对英国成年人的调查显示，21%的人担心隐私数据被公司传递给第三方，16%的人担心成为诈骗对象，只有9%的人认为没有必要担心（图3）。同样，在一项2022年针对中国网民的调查中，也有31%的人经常拒绝网站的cookie（浏览活动记录）请求，25.5%的人表示担心科技公司使用自己网上数据的方式（图4）。
心智安全。随着数智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精神状态也可能受到环境和技术的影响。例如，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可能导致时包養網排名间浪费、社交孤立感、焦虑和抑郁等问题；信息过载和注意力分散可能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和思维混乱；网络上的匿名性和广泛传播渠道使得欺凌和骚扰行为更加便捷，给受害者带来心理伤害和自尊问题。此外，数智技术还可能造成对人类主体价值、能力、交往方式的异化，剥夺人的选择权利，削弱人的能力，以及引发精神危机和丧失人类尊严，同时也会带来认知极化和各种社交问题。
经济安全
技术稳定风险。随着数智技术深入各个经济领域，其微观的技术安全问题可能引发宏观经济系统的风险包養。无论是金融领域的区块链、智能风控模型，还是制造领域的供应链管理系统出现故障或是受到攻击，都可能会引发级联反应，导致整个交易系统或供应链系统的瘫痪，进而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技术垄断风险。当少数大型科技公司垄断了某个智能技术市场时，可能削弱其他创业者和小型企业的竞争力，抑制行业的创新力，阻碍市场的发展和进步。此外，垄断企业所控制的大量用户数据可能侵犯个人隐私权，而公众则缺乏相应的监督和干预手段。
发展失衡风险。在数智化浪潮中，如果某些地区、群体或行业没有抓住先发机遇，就很可能由于缺乏技术能力和资源而滞后于其他地区。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领先于中部、西部、东北部，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特征。这种数智技术的不平衡发展与资源、财富、机会的不平衡分配，可能造成经济波动、失业率上升、人口流失、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和谐。
系统性失业风险。数智技术的自动化能力使得许多传统劳动任务被机器和软件取代，进而导致制造业、零售业、在线客服、金融服务业、物流行业等传统岗位的大规模失业风险。尽管机器学习工程师、大语言模型的Prompt（提示）工程师等新兴岗位需求会增加，但技术转型过程中工人技能与人力市场需求不匹配和滞后的问题依然可能引起就业市场的阶段性阵痛。
社会安全
虚假信息风险。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每天接收到虚假信息的风险。深度伪造技术（Deepfake）等可以生成高度逼真的换脸图片或视频，然后用于制造政治谣言、虚假新闻或网络欺诈。另外，恶意用户可用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动产生大量虚假文本，然后通过机器人账号等手段，用于误导网络社区中用户的价值观。2020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科学联盟的一项研究显示全球英语媒体发布的3800余万篇关于疫情的文章中，就有超过110万篇文章包含虚假信息。
虚拟社交风险。随着数智技术深刻重塑当代人的社交方式，社交媒体、即时通信工具等平台使得人们在虚拟空间中随时随地与家人、朋友，甚至全球范围内的陌生人进行交流和互动。然而，过度的虚拟社交除了容易让人沉迷、浪费精力，也可能导致人们面对面的社交互动减少，从而加剧现实中的社交孤独感。同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以在网络上轻易地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发布虚假信息，进而引起误导、欺骗等问题，给他人带来心理上的伤害。
网络暴力和霸凌。数智技术也极大地降低了网络社交中使用辱骂、恶意评论、威胁和歧视性言论等暴力行为的门槛。恶意用户可能通过公开或非法手段获取、发布或散布他人的住址、照片等私人信息，将照片进行篡改甚至淫秽化处理并传播，以侮辱他人。这些行为可能会导致被霸凌对象出现自卑、焦虑、抑郁、自杀倾向等心理问题，也可能让他们在未来的表达过程中选择自我审查或沉默，陷入恶性循环。2021年1月的一项针对2251位美国成年人的调查发现，41%的受调查用户都亲身经历过某种形式的网络骚扰（图5）。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显示：中国青少年在上网过程中遇到过暴力辱骂信息的比例为28.89%。其中，暴力辱骂以“网络嘲笑和讽刺”“辱骂或者用带有侮辱性的词汇”居多，分别为74.71%、77.01%；其次为“恶意图片或者动态图”（53.87%）和“语言或者文字上的恐吓”（45.49%）。
文化安全
消费主义。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消费主义”指的是个人通过购买商品和服务来追求满足感与幸福感的思维方式和态度。基于数智技术的各种便捷购物平台及广告推销算法在降低消费门槛的同时，使得人们的消费决策更容易被操纵和影响，过度关注个人欲望和即时满足，陷入过度消费的陷阱。在这种文化惯性的驱使下，社会资源容易被浪费，个人的幸福感也在永恒的“赚钱—花钱—赚钱”循环中消磨殆尽。有研究针对中国年轻人的消费状态和主观幸福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消费主义对出生于1995—2009年的年轻一代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文化碎片化。数智化的推荐系统、个性化定制技术在提高信息搜索效率的同时，也导致个体往往只接受同质化、片面的信息和观点，从而形成所谓的“信息茧房”。“茧房”中的个体反复强化自己的认知，排斥其他观点，形成大量的同质化小型网络社区，产生了大量的亚文化。当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在网上碰撞，尤其是涉及言论自由、社会道德、宗教信仰等敏感话题时，就可能引发文化冲突和对立，加剧社会的紧张程度。
文化虚无主义。在新兴的流行文化、工业文化、现代科学实用主义的影响和冲击下，许多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挤占，进而产生了文化虚无主义的现象。文化是国家、民族凝聚力的根基。盲目否定自己的文化、历史，会极大地降低人们的集体认同感，进而影响意识形态的稳定性。在数智技术不断加速文化演进的今天，如何在时代的潮流中站稳精神的脚跟，防范文化虚无主义，成为了一个重要命题。
构建数智安全新格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因此，面对数智时代下的各种包養網安全风险，运用系统观念构建数智安全新格局（图6），是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社会平稳运行的必要举措。
提高数智技术本身的安全
面对数智技术带来的挑战，我们不能盲目拒绝技术进步，而应该尝试提高技术本身的安全性。
加密算法和区块链可以保护信息安全。在信息传输过程中，可以使用DEA（数据加密算法）、RSA等对称或非对称加密算法，以及新兴的基于量子
纠缠的通信方式降低数据非法访问、篡改、窃取的风险。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和不可篡改性提高了数字金融交易的可靠性，有助于防范系统性的技术稳定风险。
联邦学习可以保护数据隐私。对于机器学习数据的安全，联邦学习技术提出在多个本地分布式训练模型，然后将参数在中央服务器聚合，以此保障本地数据的隐私性。
对抗鲁棒技术可以提高深度学习模型的可靠性。针对深度学习模型的对抗样本风险，对抗鲁棒技术通过将对抗样本加入训练过程或者设计检测对抗样本的机制，使模型能正确处理被扰动过的对抗样本。
优化训练过程可以缓解大模型的偏见和幻觉问题。通过在训练过程中人为平衡数据集分布，引入公平性约束或额外优化目标，我们能够引导大规模语言模型生成更安全、可靠、多样化的内容，从而避免由于偏见或虚假内容引起的文化冲突。
利用数智技术保障数智安全
与此同时，也可以运用某些数智技术来解决公共问题、促进个人发展，降低数智技术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风险。
数字媒体宣传技术可以帮助公众更好地适应数智时代的新变化。例如，相关部门或公益组织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分享隐私泄露的实际案例，提高人们的隐私安全意识；通过在推荐系统中引入混合推荐策略，平台能让用户接触到更加多样、异质的内容，从而打破“信息茧房”，优化社区氛围；通过创作更优质的文化作品并加大宣传力度，国家可以促进优秀文化和先进文化的形成，保障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减轻文化虚无主义的危害。
社会计算技术提供了一种自动化防范数智化风险的方案。谣言检测算法可以识别出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帮助平台和相关部门组织谣言的传播，加强社会信任和共识；文本情感识别技术可以帮助网络社区管理者及时发现用户的情绪波动，降低发生网络暴力事件的可能性，对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及时的心理干预；欺诈检测算法可以及时检测潜在的诈骗风险，提醒被欺诈者或者帮助警方调查分析。
数智服务技术能促进社会公平和健康可持续发展。数字政府、智慧城市、智慧教育等数智技术大幅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促进了社会的公平分配，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地区间数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制定数智安全法律法规和政策
相关法律为数智安全提供法理基础。法律法规是维护社会秩序与稳定、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推进社会公正与平等、保障社会安全与公共利益、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工具，也是推动数智安全建设的重要手段。在国际上，《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针对欧盟成员国的个人数据保护和隐私进行了细化的规定，包括对数据主体的知情权、同意权等。许多国际组织和行业协会也正在积极制定适用于人工智能的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等。在国内，202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了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原则、个人在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和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并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存储和传输等行为提出明确规定，禁止“大数据杀熟”规范自动化决策，同时加强了相关机构的监管和处罚。
社会政策为数智安全提供实践支持。针对数智化浪潮中个体层面的心智健康问题和社会层面的发展失衡、系统性失业问题，政府可以通过相关的政策来保证社会转变过程的平稳过渡。一方面，政府可以增加心理健康服务的投入、建立心理健康热线、开设心理咨询中心，帮助人们应对智能化浪潮带来的心理压力和问题。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资金的倾斜、给予优惠政策、创立人才培养基地等方法，鼓励相对落后地区加大数字和智能化发展的投入，进而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对于失业人员，政府可以加大对技能培训的投资力度，或者提供更多的创业支持政策，帮助他们顺应智能化时代的新需求。
以数智安全新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在数智技术推动发展的时代，需要把握好数智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以数智安全新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数智安全新格局作为新发展格局的保障
数智安全新格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机理可以从保障稳定、刺激创新、加速生产、增强韧性4个维度进行阐述。
保障稳定。数智安全新格局保障了社会和经济系统的长期平稳运行，有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和民众生活的安宁和谐。
激发创新。数智安全的需求能激发创新发展能动性，增强公众和企业对政府推动创新的信任，促进多主体参与数智化建设，提高市场活力。
加速生产。数智安全的需求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通过数智化转型改造基础核心行业和领域，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生产网络的发展。
增强韧性。安全的数智技术为增强产业链韧性提供数据、技术和基础设施支撑，充分利用数据的乘数效应，提升产业链的动态了解和风险应对能力。同时，数智安全新格局的构建还推动了信息通信网络和算力基础设施的发展，为产业的互联网和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基础，确保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性。
新发展格局作为数智安全新格局的目的
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数智安全的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手段。
国家需要在安全和创新之间找到平衡。过于强调安全可能抑制创新、限制发展，并带来不良后果。此外，过度关注安全还可能导致资源过度集中在数智安全领域，从而减少在其他领域的投资，进而限制经济的全面发展。因此，在有限的资源下，国家需要根据风险评估和优先级确定资源的分配。
国家需要动态调整平衡，制定科学合理的安全策略。在实践中，完全消除复杂的社会系统中所有安全隐患是不现实的。因此，在保证基本安全的前提下，国家需要动态调整安全和创新之间的平衡，建立灵活的安全策略和资源分配机制，以面对各种复杂的形势，提升整个社会系统的稳健性。
数智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螺旋式的协同演进关系
通过实现数智安全新格局与新发展格局的均衡，安全与发展可以形成一种螺旋式的协同演进关系模式。数智安全的发展需要建立在稳定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之上，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需要数智技术的支持和保障。在科技与创新的推动下，数智技术的进步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如提高技术本身的安全和促进个人发展等；同时，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需要关注安全和发展的平衡，避免过度偏重于其中一方而忽视了另一方的重要性。只有通过均衡发展，数智安全新格局和新发展格局才能实现互相促进和共同进步的良性循环。
结论与展望
在数智技术的推动下，国际的环境和国内的社会都在经历深刻的结构与功能变化，治理的复杂度也远远超出传统的发展与安全理论的范畴。针对数智技术所带来的新风险，从技术、文化、法律、政策等多角度构造数智安全新格局，对于国家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数智时代，安全和发展应当被视为一个整体。只有正确地平衡、协调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才能实现数智时代经济与社会的长期繁荣与稳定。
（作者：杨晓光，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吴杨、张兴伟，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郑晓龙，中国科学院大学人工智能学院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编审：金婷；《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
本报北京3月12日电 （记者顾仲阳）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12日发布《2023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显示：2023年我国完成造林399.8万公顷、种草改良437.9万公顷、治理沙化石漠化土地190.5万公顷。完成国土绿化任务超800万公顷，国土绿化工作取得新成果。
2023年，包養全民义务植树深入推进。持续推进“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全年上线发布各类尽责活动2.4万多个，网络平台访问量近4.4亿次。国土绿化行动扎实开展，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启包養網动。有效保护1.72亿公顷天然林资源，完成森林抚育任务105.9万公顷，森林可持续经包養营试点任务18.1万公顷。截至2023年底，三大标志性战役区开工项目22个，完成造林种草122.3万公顷。
2023年，新建和改造提升城市绿地3.4万公顷，开工建设“口袋公园”4128个，建设绿道5325公里；林草产业总产值9.28万亿元；实现以经济林为主的森林食物产量2.26亿吨；生态包養旅游游客量25.31亿人次。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记者 叶开）智力及发展障碍者,又称心智障碍群体,包括传统智力发育迟缓、孤独症谱系人群、唐氏综合症、脑瘫等先天性功能发育障碍人群。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约有1200万-2000万心障人口。由于种种原因，心障群体被迫游离于就业市场之外，面临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心青年”们在就业市场面临什么样的困境？他们的融合就业对自身、家庭乃至社会有怎样的收益？如何帮助他们实现融合就业？长期聚焦残疾人就业尤其是心障群体就业的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廖娟分享了她的见解。
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廖娟副教授（中国网/徐林摄）
包養试图融入职场的“心青年”：困境和希望
在各类残疾人群中，心智障碍人群的就业率最低，就业难度最大，用人单位接受度最低。中国残联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残障人群整体就业率超过40%，而心智障碍人群就业率却不足10%。
雇佣心智障碍者的用人单位往往需要履行更多的义务，包括提供额外的职业安全培训等，因此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和风险。此外，由于缺乏相关的专包養业知识和经验，用人单位对心智障碍者在工作中产生的问题也往往束手无策。相当一部分心智障碍就业者，会在就业后出现“水土不服”，被迫重新回到家中。
廖娟对自闭症群体就业问题的关注始于2017年，一则跨国公司从高功能自闭症群体中挖掘人才的新闻引起了她的注意：这家跨国公司发现，一部分高功能自闭症人士有很多异于常人的能力，比如在谈及某个地名时，一些高功能自闭症患者的头脑里浮现出的可能是一幅地图，而普通人可能只能追随导航循迹。然而，除了上述跨国公司关注的高功能型自闭症人士，绝大多数自闭症患者从事的工作技术含量不高，主要是重复性强的简单劳动，例如烘焙、洗车、酒店服务、超市零售等。
随着对自闭症群体研究的深入，廖娟发现，社会普遍存在对心智障碍者劳动能力的低估。“‘刻板动作’并不是自闭症群体的劣势，相反还有可能是他们在就业市场中的优势。在接到有关的工作指令后，自闭症患者能够不厌其烦地按指令认认真真地完成，很少会出现不耐烦情绪。对这个群体来说，完成动作一丝不苟、不偷工减料，就是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独特的优势，”廖娟说。
“心青年”就业：收益大于成本
心智障碍者特别是自闭症群体的成长过程当中，需要家庭付出很多的努力。在“心青年”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不仅要有大量的金钱投入，也需要家长付出大量精力，部分“心青年”在辅助性就业机构就业时，还需要家长的陪伴。同时，囿于个体能力，“心青年”就业者身上普遍存在低工资现象。他们就业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或许不足以弥补家庭为支持其就业而投入的成本，那么就业的意义何在？
一位接受过廖娟团队访谈的“心青年”家长的话或许有助于解答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们包養还是需要就业的，不能让他们从教育机构一走出来就去养老，他们也需要实现自己的价值，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价值。”
事实上，廖娟通过成本效益分析研究得出结论“心青年”因就业获得的工资、保险收益是长期的，就业培训费用、就业帮扶费用的付出是短期的，融合就业和庇护性就业的货币收益都较高，而居家未就业的货币成本非常高；不管是融合就业还是庇护性就业，都能减少家庭成员日常照顾的时间成本，并为其带来较高的心理满足感。“‘心青年’成功就业对个体生产力的提高是积极的，对家庭经济收益是有利的。同时还能改善残疾人的社会参与，脱离孤独隔离包養網的状态，减轻个人的疾病负担，甚至降低更广泛的由社会共同承担的成本，”廖娟说。
廖娟的团队在研究中发现，对政府和企业来说，雇佣包括心障员工在内的残疾员工的收益也会大于成本。通过雇佣心障员工，企业不仅能获得残疾员工劳动成果转化的货币收益，还能实现残保金的免除。此外，雇佣心障人士对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改善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水平也能带来直接的帮助。
“政府要投入很大的财政和经济资源去实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的政策，也会关注这个政策实施以后，残疾人就业的效果如何。”廖娟指出，“对政府而言，残疾人居家不就业和在企业就业两种方式相比，前者的财政投入相对较多。”
各方携手促进“心青年”包養網價格融合就业
廖娟认为，在几种残疾人常见的就业方式中，面向心智障碍就业者的融合就业应该是未来主推的方向。
“从家庭和心智障碍就业者个人的角度，首先应该具备过硬的技能，让就业者能完成用人单位的工作任务，”廖娟指出。除此之外，“心青年”还需要在理解能力、沟通能力、执行能力等方面具备一定的水平。
廖娟表示，“从社会的角度，首先应该在宣传上发力，尤其是主流媒体的宣传，这对残障群体的就业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只有让更多的人看到心障群体的努力，才能改变对这个群体的刻板印象。也只有这样，才能为他们开发出更多适合其特点的就业岗位。”
“从用人单位的角度看，企业的领导层包括人力资源部门，可以考虑邀请一些专门做残障意识培训的咨询公司或者社会组织，让他们来为普通员工做一些相关的培训，教授他们与心障同事的沟通技巧，让他们之间能更好地交流。”廖娟建议。
作为学者，廖娟呼吁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能够给与残疾人研究更多的支持，她也将继续探索数字经济与心障人士就业的结合点，挖掘出新的、匹配“心青年”能力特点与个性禀赋的行业门类与就业岗位，帮助更多“心青年”实现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