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四川遭遇严重伏旱，但粮食总产量仍连续3年突破700亿斤大关；今年小春，冬春连旱，总产量增幅仍创16年来新高。
“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支撑四川粮食产量在高位保持稳定的，正是播种面积的稳定增长。数据显示，2022年，四川省粮食播种面积9695.2万亩，同比增加158.6万亩，同比增幅1.7%，是近十多年来面积增加最多的一年。
四川省委书记王晓晖说，四川这样一个人口大省、农业大省，耕地家底并不丰厚，我们必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千方百计把耕地保护好，才能把手里的“饭碗”端得更牢、装得更满。
耕地撂荒现象的大力整治，是四川强化耕地保护和利用的关键，也是播种面积稳定增长的关键。据统计，到2022年底，全省累计整治农户承包耕地217.6万亩，撂荒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复耕的撂荒地主要用于种粮，为全省粮食产量稳定在700亿斤以上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去年春耕春种到今年夏管夏收的一年多时间里，经济日报记者3次深入四川盆地、周边丘陵地区以及川东大巴山区，走访四川粮食产量排位第一、第二的达州市、南充市，以及成都、绵阳、德阳、眉山、广安等地，欣喜地发现，过去的撂荒地或加快复耕，或正待收获。
田间地头，记者与乡村干部、农民群众一道探讨此前耕地何以撂荒，如今复耕如何推进，今后怎样才能避免新的撂荒……只有找到“病根”，才能对症下药；只有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调查表明，四川在推动撂荒地复耕、建立健全消除耕地撂荒长效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认清一个基本事实：耕地之所以撂荒，背后原因有许多，但缺少劳动力是主因
去年3月中旬的一天，周长树站在路边，看着眼前一片平缓的荒地里，几台挖掘机正发出刺耳的“嘎吱嘎吱”声，丛生的荆棘和杂草一起应声翻倒在地，根茎交织一起的大块泥土暴晒在阳光下。
周长树是南充市嘉陵区金宝镇积善社区居民。“我的承包地已流转给专业合作社了，社区通知我，要把我家的撂荒地整理出来种粮食，让我指认一下边界，我就从城里返回来了。”
从去年3月到今年9月，周长树的4.4亩荒芜多年的承包地收获三季，两季高粱一季小麦，总计产粮达万斤左右。
并非不产粮，却何以撂荒？
周长树告诉记者，他家的承包地，以前父母在世的时候种点玉米、水稻、土豆，父母去世之后就没有耕种了，算起来也有好几年了。“我50多岁了，虽然在村里出生在村里长大，但长大之后就一直在外地打工，然后就在城里安家了，所以我几乎没有种过地，我的两个孩子也一样，都在城里安了家，更不可能回村里种地了。所以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组织流转复耕，这几亩地就永远荒了。”
记者走访调研发现，耕地之所以撂荒，背后有多种原因，但最直接的原因大多像周长树家的情况一样，劳动力外出打工了，没人种地，只能撂荒了。
积善社区支部书记任道贵介绍，社区很多农民家庭的情况与周长树大同小异。全社区2508人，有劳力900多人，耕地3100亩，但90%的劳力都外出打工去了，留下来的大都是小孩和60岁以上的老人，有劳动能力的不到百人，之前造成1100多亩耕地撂荒。即使没有撂荒的2000多亩，也只种了一点自己吃的口粮、蔬菜。去年春耕前夕，他们从外地引进一家种粮专业合作社，流转了所有的撂荒地复耕种粮。
去年春天，抢在插秧前，南充市西充县关文镇祈嗣庵村的撂荒地建成了高标准农田，水田种植水稻，旱地种植玉米。“我们全村有1200多户，2600多人，但常年在村里居住的只有不到300人。一年到头有一多半的房子都空着，白天看不见人，晚上看不见灯。部分村民逢年过节会回来待几天，灯就会亮几天，节一过完人就走了，房子也空了。还有许多人家好多年都不见人，这些人多半在城里买了房，安了家。”说起这些，村支部书记贾全余颇有些无奈，因为村里3000多亩耕地此前多有荒芜，而这些耕地一半以上是平坦的水田，余下的虽是旱地，但耕作条件也都不错，唯一缺少的就是劳力。
为对症下药制定整治措施，近两年来，四川省坚持问题导向，多次组织队伍深入农村调研，探寻破解之道。总的来看，撂荒现象可以用“六少六多”来概括：即近郊平原撂荒少，丘陵山区撂荒多；水田撂荒少，旱地撂荒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好的区域撂荒少，农业劳动力大量外出的区域撂荒多；耕作条件好的区域撂荒少，基础设施差的区域撂荒多；农业机械化程度高的区域撂荒少，农业机械化程度低的区域撂荒多；产业成规模的区域撂荒少，传统种植的区域撂荒多。
四川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乔善宝分析说，虽然有“六少六多”，但劳动力短缺造成无人耕种是首要问题。据去年年初统计，四川省除攀枝花市之外的20个市（州）、176个县（市、区）的农户承包地共撂荒217.6万亩，从原因来看，因劳动力缺乏造成撂荒的占一半以上，从地域来看，丘陵和山区占93%以上。
“农民工在外面找到稳定工作之后，大都会把‘另一半’也带出去，家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了，如果老人身体不好，耕地就只能撂荒了。”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伍修强对记者分析说，随着农民工随迁子女上学问题的解决，儿童也在随父母进城，一般不再返回农村，农村就只剩下老人了。“再过些年，谁来种地？这是我们必须面临的课题。”
正视一个基本问题：一方面是“一人务工，全家脱贫”的实践，另一方面却是“务工一个月，土里刨一年”的现实
四川是农民工大省，据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计，全省转移就业规模保持在2500万人左右。
为什么一方面有耕地撂荒，另一方面却又有大量的农民外出打工？
四川过去一直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实现脱贫的重要举措，许多家庭通过外出打工实现“一人务工，全家脱贫”。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正因为如此，在四川省委促进农民增收诸多措施中，“促进农民工就业增收”摆在重要位置，提出将进一步健全县乡村三级劳务服务体系，大力培育“川字号”劳务品牌，加大农民工就业失业监测帮扶，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提高就业质量。
事实上，工资性收入已在农民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据统计，2022年，四川省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5844元，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达31.3%，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而另一方面，却是“务工一个月，土里刨一年”的现实，种一亩粮的收入还比不上外出打几天工。
南充市嘉陵区龙蟠镇鞍子山村党支部书记青建伟对记者分析道，以一个农民工一个月的工资三四千元计算，一个农民在村里种一年地也难挣到这么多。
南充市嘉陵区金宝镇积善社区党支部书记任道贵的数据很有说服力：以2021年为例，全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1.3万元，其中有80%以上是务工收入。
达州市开江县广福镇石板滩村党支部书记唐德洪算了一笔账：以亩产1100斤谷子计算，除掉种子、农药、化肥等生产成本，1亩田能收入300元就很不错了。即使加上各项惠农补贴，如地力补贴、稻谷补贴等，也就400多元，以平均每户5亩承包地、一年种两季计算，一年下来的净收入也才4000多元。而这还得是风调雨顺年景好，如果遇到天气不好，或病虫害严重，可能这一年就白忙活了。
一端是务工，一端是种地，收益的天平明显偏向了前者。缺少劳动力的实质是种地比较效益低下。
坚守一个基本原则：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更不能放任撂荒
作为农业大省，四川深知建设好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责任重大。
“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决不能非农化，更不能放任撂荒。”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徐芝文表示。四川高度重视撂荒耕地整治工作，2022年春，省里确定当年为农户承包耕地撂荒“整治年”，明确向撂荒地要粮的工作目标。这一年里，他们借鉴脱贫攻坚精准到户的经验，逐村逐户开展拉网排查，摸清撂荒耕地的位置、面积、生产条件、农户撂荒的原因、复耕的意包養網愿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治措施。
绵阳、南充、广安、达州、眉山等市，根据摸排结果，县、乡、村分级分类建立耕地利用和撂荒地整治“两本台账”，明确任务、责任、时限“三张清单”，切实做到“数据准、底子清、情况明”；根据摸排情况，各地“一户一策”“一地一策”确定整治策略，科学开展复耕复种，并把任务分解到村、时限细化到月、责任落实到人。
一时间，一块块过去沉寂多年的土地，响起了挖掘机的嘎吱嘎吱声，一片片过去无人问津的荒地，迎来了农民的身影，或种瓜点豆，或犁田育秧，一条条机耕道向半山上蜿蜒，一座座山坪塘在阳光下泛起粼粼水波……寒来暑往，杂草丛生的土地上，或结出了饱满的豆荚，或长出了粗壮的玉米，或麦穗灿灿，或稻谷飘香。
4月的一天，站在田坎边，看着一垄垄绿油油的麦苗，南充市嘉陵区龙蟠镇鞍子山村村民任周琼显得格外高兴。她家6口人，7亩地，两位老人年老多病，丈夫在外面打工，两个孩子大的务工、小的读书，她自己在家照顾老人小孩，基本没精力种地了。
“我也是农民，前些年看着地里长满了茅草心里也不好受。”她告诉记者，自家停止耕种的第一年，她把土地送给邻居耕种，还送了一些化肥，但邻居情况也跟她家差不多，第二年就荒了，这一荒就是10年！直到政府部门大力整治撂荒地，两家专业合作社流转了村里的耕地，才开始复耕种粮，茅草地也终于变成了庄稼田。
“去年，这7亩地合起来产粮12000多斤，种上10年加起来就是10多万斤啊！”任周琼扳着指头算着账。
“全村1592亩，过去大多数是荒芜的，如果都种上粮食，一年的产量应该有200多万斤！这可以供好多人吃饭呢！”青建伟在一旁算着村里的账，不免也为这个大数字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近两年来，小麦、高粱、水稻和油菜收成都不错。经过努力，去年全村1500多亩荒地已全部“清零”。
跟鞍子山村一样，在达州、巴中等大巴山区，在南充、遂宁等四川盆地周边撂荒地较多的地区，过去大片的撂荒地纷纷“清零”，到去年11月底，四川省摸排出来的217.6万亩撂荒耕地已全面完成复耕复种。
据粗略估算，这217.6万亩撂荒地一年的粮食产量在15亿斤左右！更重要的是，坚定整治现有撂荒地宣示了一个强烈信号：四川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彻底整治撂荒耕地，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决不允许出现新的大面积撂荒。
忽如一夜春风来，近两年的整治收获令人满意的效果。这“春风”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三农”工作的殷殷嘱托，是四川省委、省政府对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的坚定决心，是各地干部群众勇于在实践中改革探索并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的宝贵精神。
明确一个根本道理：粮食要安全，荒地要复耕，首先要有人种
南充市仪陇县地处四川盆地边的深丘地带，撂荒地复耕压力较大。在复兴镇乐居村，村支书蒋大兵告诉记者，全村700多个劳动力只有几十个在家，3200多亩耕地荒芜面积达1200多亩。去年村里接到撂荒地整治任务后，他曾焦虑不安很长一段时间。他先是挨个儿打电话、发信息请在外打工的承包户回家种地，结果可想而知：一个也没回；请种粮大户也不容易，因为正是全省撂荒地复耕高峰期，各地都在争抢大户。直到去年7月从邻镇请到种粮大户，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如今，这1000多亩撂荒地已种植两季，收获小麦和高粱110多万斤。
确保粮食安全，撂荒地复耕，首先要有人种地。为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四川各地结合各自的实际，各显神通，想出了不少管用的高招妙招。
第一类是从外地引进种植大户，包括各类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这一类较为普遍。达州市宣汉县三兴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就是这一类。合作社负责人张小强告诉记者，去年初，合作社得知宣汉县蒲江街道办事处兴隆村有不少撂荒地，而他们也需要建立自己稳固的粮油生产基地，所以双方一拍即合，复耕了村里800多亩撂荒地，种上了玉米和大豆等粮食作物。南充市嘉陵区金宝镇积善社区引进四川金尚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复耕1100亩撂荒地。这一类的特点是从垦荒到种植以及道路、水渠等都由种粮大户或专业合作社负责，当地政府给予相应的补贴或奖励。
第二类是把撂荒地整治当作一个项目来做。当地政府或村集体把耕种的基本条件准备好，招引新型经营主体经营管理，双方根据情况商定后期各自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利益的分配。广安市广安区花桥镇即采取这类方式。镇人大主席唐剑锋介绍，花桥镇蒲莲社区有800多亩撂荒地，当地利用易地搬迁和乡村振兴等项目资金修好了道路和堰塘等基础设施，对荒地进行了“小改大”“坡改缓”“宜机耕”整理，正在按招引进来的专业合作社的设计进行进一步整理，之后将交由大户管理，双方约定今后的责权利关系，加上土地流转农户，三方按股分红。唐剑锋介绍，这种模式的好处有几个方面，一是减轻了专业合作社的资金投入压力，二是让专项资金产生红利，有利于后期村集体经济发展，三是村干部没有经营管理经验，让专业合作社专业的人从事专业的事有利于长远发展，四是不仅荒地种上了，农户还有分红。据测算，按目前确定的村集体、合作社、农户4∶3∶3的分配比例，在合作社有一定收益的同时，村集体和村民每年将有数十万元的收入，形成“三赢”局面，特别是农民成为土地规模经营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
第三类是“村集体+专业合作社”模式。与第二类相比，这种模式更关注如何处理与农户的关系问题。广安市广安区龙台镇北斗村有2800多人，但留在村里的劳动力只有几十人，耕地荒芜较多。村里以村集体经济联合社的名义将2000多亩耕地全部流转打包给专业合作社复耕，双方合作经营管理。龙台镇党委副书记陶继强分析说，专业合作社大多是“外来户”，与当地农民群众建立信任关系需要一段时间，在土地流转整理、生产管理、劳动力调配等方面可能会产生小矛盾小纠纷。如果村集体与专业合作社之间是合作关系，与村民打交道的事交由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来协调，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据近一年的实践来看，不仅专业合作社有收益，村集体也有几十万元的收入，农民人均还可增收400多元，又是一个“三赢”。
第四类是动员在外创业成功的村民返乡种地，发展家庭农场。与前三类相比，这些返乡的成功人士具有一定的优势，一是回乡创业有感情，二是对当地气候、土质等自然条件很了解，三是与村民很熟悉，后期打交道更便利。达州市开江县永兴镇龙形山村村民陆伦生是其中的代表。陆伦生在外做生意20多年，前些年回老家看见过去养育自己的稻田荒芜得“鸡都钻不进，羊也挤不进”，心中很不是滋味，近两年里投巨资建设家庭农场，把2200多亩荒地整理成高标准农田，育秧种稻，让自己一度荒凉的家乡重新变得生机勃勃。
第五类是完全由村集体兜底。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类可以说是权宜之计。毕竟撂荒地复耕需要较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大多数村不仅没有多少集体经济收入，三四个村干部也无法承担起数百上千亩撂荒地的生产管理工作。据记者观察，这一类情况虽然占比不大，但后期工作有较大压力，需要得到更多支持和投入，最终还得走引进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的道路。
分析以上各种类型可以发现，在撂荒地的整治工作中，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因如此，市、县、乡、村从事“三农”工作的党员干部有一个共识：要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土地向新型经营主体有序流转，形成中国特色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不可能大量吸引老一代农民工返乡种地、而新一代农村青年愿意留在农村种地的越来越少、种粮农民只会不断减少不会增加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应未雨绸缪，像当前支持培育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一样，加强顶层设计，出台系统性政策，支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尽快发展壮大，让这一群体有意愿、有能力挑起新时代“中国碗装中国粮”的重担。
明白一个朴素规则：无论谁种地，都要讲效益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在一些地方，撂荒地开始成为“香饽饽”。虽然这不是普遍现象，但值得高兴，值得总结研究。
来自成都的金尚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去年春流转了南充市嘉陵区金宝镇积善社区撂荒的1700亩耕地。金尚地公司法人代表包祥2012年就在成都下辖的崇州市从农民手中流转土地进行规模化经营，是成都市第一批农业“职业经理人”，通过10年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今年9月，公司已在这片土地上收获三季：高粱—小麦—高粱。包祥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高粱亩产550斤、每亩有1100多元收入，小麦800多斤、每亩包養1200多元收入，扣除给农民的土地流转费、用工成本、农资成本等，每亩有400多元的纯收入，加上种粮大户补贴等各级政府政策性补贴，收入还是不错的。
同样的地块，为什么农民不赚钱？
“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农民一般只种一季，以水稻、玉米等大春作物为主，我们一年种两季，中间还要种蔬菜。”结合专业合作社多年经验，包祥解释说，“二是规模经营，摊薄了经营成本。三是机械化操作，大大节省了人工成本。此外还有加工、销售等环节，加起来又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我们是企业，必须考虑效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会坚持下去。”
包祥分析的三点因素具有代表性，而种粮大户陆伦生的特长——市场开拓能力，则更是普通农户所不具备的。达州市开江县永兴镇龙形山村是陆伦生的家乡，这里地处大山深处，交通不便，多数农户举家下山进城安家，耕地撂荒问题较严重。但龙形山村海拔较高，早晚温差大，阳光充足，水质土质都好，所以大米的品质特别好，历史上曾是产贡米的地方。正是看中这一点，加上浓郁的家乡情怀，在外经商多年的陆伦生投资对部分撂荒地进行高标准改造，去年春季种下第一季水稻，到目前已收获三季农作物。他告诉记者，因为大米品质好，加上实行订单农业，又打出了自己的品牌，走高端市场，他的大米平均每斤卖到5块多钱，仅一季水稻每亩即有700多元的利润，加上一季油菜，亩均年纯收入在千元以上。2200多亩粮油加上养牛种果，年收入虽然不如在外经商，但也不错了！
从去年2月到今年9月的一年半里，记者先后追踪采访了约20家专业合作社、种粮大户，没有一家有打“退堂鼓”的想法，几乎每一个人都信心十足地表示，只要政府的政策不变，可以坚持下去。
广安市广安区金犁头种植专业合作社在金桥镇流转了1700多亩地，主要种植小麦、水稻和油菜，负责人张维结合亲身经历总结了四句话：“若没补贴有微利，算上补贴较丰厚，年成不好可能亏，多年平衡有赚头。”张维表示，虽然去年遭遇大旱，加上其他原因，水稻亏损，但加上种粮补贴全年算账，还是有钱赚。
种粮能挣钱，耕地才不荒；粮食有保障，心中才不慌。农民愿不愿意种粮、愿意种多少粮，关键要看种粮能给农民带来多少效益。
围绕一个共同目标：撂荒地的形成是多因一果，四川农村近两年的许多改革和探索值得关注
四川在撂荒地整治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足以令人欣慰，他们在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种粮大户与农民等几方之间利益分配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解决了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即使某些探索还需要时间去检验。
虽然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在种粮方面的分量越来越足，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复耕撂荒地方面是绝对的主力军，但在当前，小农户数量众多仍是基本农情，家庭经营仍是基础，是大头。坚持统分结合，广泛开展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是防治新的撂荒大量涌现的治本之策包養網比較。为此，四川在这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全程托管”，是四川探索的成功经验之一。绵阳市游仙区忠心镇地处丘陵地区，撂荒地较多，土地利用率不高。镇里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联合总社，以“镇土地托管中心+经营主体+农户”为基础，引入国有平台公司及国有政策性金融资金参与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截至7月底，不仅全镇1871亩撂荒地得到复耕，联合总社还与15个村10035户农户签订土地托管协议，托管面积43743亩，占全镇总耕地的77%。按照“群众点单、总社服务”原则，探索推行“保姆式”托管、“菜单式”服务，全镇大部分土地实现了机耕、机防、机收以及烘干，托管服务已覆盖农业生产各环节，托管区域粮食产量较托管前增长15%。游仙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吴先强表示，这一措施的推广将从整体上有效解决撂荒风险和效益不高的问题。
“农事小分队”，是活跃在眉山市仁寿县各地农村，弥补劳动力不足的农民队伍，就像一支“突击队”，哪里有需要去哪里，因此也有人形象地称作“共享劳动力”。小分队基本以村为单位由村集体牵头组建，实行半松散管理，既解决了劳动力短缺问题，又帮助在家的农民增加了收入，稳住了劳动力。
“机械换人”，加强社会化服务，帮助许多生产条件较好而劳动力缺乏的地方解决了根本问题。在广安市，惠民农机农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晓凌告诉记者，合作社每年服务12万亩耕地，从耕地、育苗到收割、烘干，样样都行。在德阳市中江县，黄鹿镇有39个农业专业合作社，有大中型农业机械300余台，耕、种、收、管机械化超过了90%。这些合作社不仅服务于种粮大户，普通种粮户也是他们的服务对象。
“虚拟确权”，这是乡村干部们破解“插花式”撂荒的重要招数。许多地方都面临同一个难题，那就是撂荒地并不是连成一片的，而是张三荒一块李四荒一块，东边荒一片西边荒一片，这种情况给种粮大户集中复耕造成了困扰。绵阳市游仙区在对土地进行整理和“全程托管”中，利用前期确权登记成果，通过土地整治打破田地界限，实现了经营权集中，也确保了托管土地的集中连片经营。
互信“定心丸”。虽然是撂荒耕地，但要从农民手中流转给新型经营主体耕种，双方都有一些顾虑，为此，村集体与农民及经营主体三者之间在充分动员协商的前提下，三方签订协议，以确保农民转移的只是经营权，不是承包权，并有一定的收益；同时，也确保经营主体在投入资金复耕后，不会因为种植条件的改善、收益的增加而导致耕地被农民收回。
一张九十分成绩的答卷，还需要十分的努力
在记者调查期间，一些从事“三农”工作的干部、农民群众分析认为，撂荒地问题不是一两年形成的，虽然在一两年里“清零”了，但这项工作将是一个动态过程，这其中难免会出现新的矛盾和困难，特别是一些未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宜机化整治项目的撂荒地，虽然复耕复种了，但耕种条件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存在反弹风险。政府部门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应该进一步加强，在扶持政策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并力争更加精准。
“有肥无水望天哭，有水无肥一半谷。”解决撂荒地问题，大兴农田水利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欠账很多，好多地方还在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本，这个欠账要下决心补上。总书记看问题一针见血。四川的撂荒地许多都是因缺水导致的。每遇大旱，或无水可灌，或需多级提水，成本太高只得放弃。日前，四川有关方面已出台政策，提出将优先在撂荒地区域实施小微水利工程，率先建设一批太阳能提灌站，打通农业生产用水“最后一公里”。
“大路到小路，宽路到窄路，行到无路处，就是撂荒地。”这是记者几次调研下来的切身感受。许多撂荒地的复耕成本一半以上是修路。广安市广安区花桥镇复耕800多亩撂荒地，投资200万元，其中修筑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就花费100多万元。达州市开江县石板滩村村民文华川复耕350亩撂荒地总投资100多万元，其中修路就花费80多万元。相关方面在制定撂荒地奖补政策时要进一步充分考虑到复耕方的投资压力。此外，记者在调研时发现，一些地方新包養修的通往撂荒地的乡村道路因为没有用地指标而不能硬化，导致遇雨则毁，相关方面应予以充分考虑。
要从实际出发，“宜粮则粮，宜经则经，粮经统筹”。四川省农田建设发展中心副主任蔡维分析说，农户承包耕地之所以撂荒，一般都是耕作条件更差、种植成本更高、比较效益更低，或者位置偏远、兽鸟虫害多的地方，复耕之后用于种粮容易因为投入产出不成正比而再次撂荒。四川作为平原、丘陵、山区、高原等自然条件多样化的省份，在确保良田种粮、粮食稳产增产的前提下，在当前推动平原地区经果林产业园逐步“退园还粮”的同时，要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允许山区、深丘地区利用坡地种植水果等经济作物，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应该确定一定比例的复耕耕地种植经济作物，实行粮经复合、粮菜轮作，提高种植效益。
要进一步强化并精准执行激励机制。据统计，仅去年一年，四川以中央和省级财政投入带动市县财政和社会资本投入撂荒地整治资金超过13亿元，以“真金白银”调动生产经营主体及村集体经济组织整治撂荒耕地的参与热情，并按照“谁复耕、奖补谁”“谁种粮、谁受益”的原则综合运用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一次性补贴、种粮大户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政策，给予撂荒耕地复耕复种支持。去年7月，南充市仪陇县高新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复兴镇乐居村复耕1000亩撂荒坡地，一年里，这片坡地产粮约120万斤，而这一年里合作社也已投入100多万元，还将继续投入。“如果没有奖补政策，这个事是干不下去的。”合作社负责人彭帅坦率地说。但在基层，对政策的认识和执行上还存在一定的偏差，导致少数经营主体对再投入积极性不高，也有少数农民对流转心存顾虑。
“耕地不撂荒，产粮有保障。”徐芝文说，下一步，四川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以良田粮用为根本，启动天府良田攻坚提质行动，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补齐农机装备短板，加强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建立撂荒地动态清零机制，着力解决农业基础条件差、劳动力不足、比较效益低等具体问题，确保应种尽种，全力夯实“天府粮仓”根基。（钟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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